谭嗣同的名字怎么读

1、

(1)、三曰联兄弟。——《周礼·大司徒》。注：“犹合也。”

(2)、谭嗣同是如何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3)、更可怕的是，这些发文凭的地方还不够用，于是“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又冒出来，郭沫若感慨说，这样的混乱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现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员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注)

(4)、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

(5)、《谭嗣同书简》之所录，虽然都是稀松平常的书信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因为谭嗣同关注的焦点，直接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梳理谭嗣同所谈论话题的重点，大致就能看出他思考和行动围绕的核心。作为比较，鲁迅书信和日记所涉内容颇为广泛，从小说诗歌、碑刻拓本到柴米油盐无所不包，甚至在他与许广平的信里还写入了自己在厦门大学期间夜里撒野尿的乐趣(“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但与鲁迅这种“生活不忘忧国，忧国也不忘生活”的“老顽童”派头所不同的是，谭嗣同书简里几乎没有一丝个人的快乐和趣味，他的所思所想、所写所抒，全部只围绕一个主题：经世致用。具体的是说，如何让落后的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正轨。在儒家文化强调“家国一体”的思维习惯熏染下，谭嗣同认为忠诚于清廷与爱国是一体的，所以他日夜为清廷思虑就等于是在为国家分忧。(注)

(6)、作为著名建筑学教授柳肃老师的弟子，她的硕士毕业设计就是为谭嗣同纪念馆广场设计，她在网上“致谭嗣同的信”微博点击过千万；徐博雯，初三女生，因为谭嗣同而写诗，她说她遇到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人；田润滋，八五后，因为喜欢谭嗣同，她爱上古琴和武术，能文能武。为了向英雄不利己而利人的精神学习，她将自己的一头秀发捐给了白血病儿童。

(7)、浏阳是我国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这里有位于浏阳市中和镇的胡耀邦故里；这里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这里有位于浏阳市淮川街道北正路的谭嗣同故居。

(8)、当爱国与卖国在一个人或一批人身上表现得如此纠结，爱国的手段是卖国，卖国的目的是爱国，此中难题，绝非一枚宏大的政治标签所能打发。对后人而言，实在要以同情的态度重审那段血泪史。

(9)、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10)、(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11)、(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12)、(都督)参见“经略使”条。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军事长官。

(13)、“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入湘不久梁启超就发现了新战友的价值。事实上，湘省新学并非外来者开启，而是萌芽于小城浏阳，起步于1895年一个16人组成的“算学社”。它规模很小，成立却费了一番周折。谭嗣同得到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但后者将一所书院改为算学馆的决定还是遭到保守人士抵制。孕育改革火苗的算学馆最终开办起来，时间虽短却意义重大。其旧址位于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今天它属于浏阳一中，成为当地又一处谭嗣同纪念馆。不过它被校园包围因此不对外开放。无数本地精英面对它度过学生时代，离开故乡奔赴各地，其中包括胡耀邦，他的雕塑如今就立于“新算学馆”之前。

(14)、荷花街道嗣同村在晚清叫作“城南崇丰乡南流桥唐家铺”，后来改称“牛石乡小水村”，最后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以纪念谭嗣同。

(15)、谭嗣同死前承受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怯懦，他大义凛然地接受着一切。谭嗣同视死如归，他用鲜血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6)、然而，没等到周年纪念活动到来，在这年的3月15日夜，英雄的墓穴被盗了。

(17)、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潘大师就开始运用中药治疗乙肝、肝硬化、顽固性肝腹水、肝癌等常见肝病。

(18)、◎守旧、渐进、激进，哪一条路更适合内外交困的大清？

(19)、总言之，谭嗣同是孤独的。因为他一方面试图按照儒家学说那种对士人力量不切实际的推崇倾向，幻想通过自己老师康有为那一套学说影响皇帝即能改造国家，救亡图存，结果到头来反而被他那别有用心的老师给连累致死。另一方面，他陷入自己学识的局限性之中，被后来的具有开阔视野和现代见解的孙中山之类留洋人士远抛在身后。他的思想跳不出自身所处的乡绅社会的局限，即便他没有死于慈禧与光绪的帝后之争，而是成为清政府的执政官员，其实他为清政府提供的方案还是无法应对晚清社会的巨大危机，无法阻挡大清帝国的倾覆。而这才是他个人除了血洒菜市口之外，此生当中最大的悲剧。

(20)、为了争夺权力，康有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围攻颐和园，干掉慈禧。这个计划(或者说阴谋)直接导致了六君子的脑袋落地。

2、

(1)、每酒醉别离兴尽悲来之际所作的诗，自少年时就不凡。某一年，谭嗣同和哥哥同舟渡江，一时狂风大作，浪涛簸天而来，浪花尖儿比舟高数尺，撑舟的人慌得厉害，这两兄弟却相视一眼，开怀大笑，当即口占二绝：“波揉浪簸一舟轻，呼吸之间辨死生。十二年来无此险，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动不动就是“死生”之类的重词，其中潜藏着深深的悲愤奇崛之气，似乎是其出乡而为国家壮烈牺牲的语谶。

(2)、▲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3)、舟之缝理曰朕。——戴震《考工记图·函人注》

(4)、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抓住光绪皇帝，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5)、院子里杂乱无章，屋顶衰草丛生。抬头看去，一棵巨树矗立院中，俯视着熙来攘往的街道，自有一番气魄。北面几间为谭嗣同旧居，9到13岁时他住在这里，短暂的一生不少文章完成于其中一处书斋，他将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以《莽苍苍斋诗》为名收集了自己30岁之前的诗作。1898年，抱病回到北京的谭嗣同正是在此等待死神的光临。9月24日被捕时，距离光绪帝接见仅仅过去19天。一个月前，他从南方北上，满怀希望地投身一场令人激动的变法。

(6)、◎两甲子后反思戊戌变法，如何考量其成败得失？

(7)、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8)、(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9)、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疯狂搜捕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收到风声，迅速窜奔日本。

(10)、因为湖南确实是湘军的故乡，就有很多的高官子弟在湘军，他们政治影响力非常大。湖南一二品官员非常多，当时就有可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任要职。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变革，从一般的理解认为很难，保守力量太大。其实也不是这样，比如谭嗣同，虽然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并不是湘军最重要的主心骨，但是，与湘军集团有很深的牵连。他的亲戚亲友，包括他与李兴锐，李兴锐也是湘军的后勤人物。李兴锐跟谭家的关系非常好，谭嗣同从十几岁的时候，还专门到李家的藏书楼去看书，一目十行俱下，人们都表扬这个神童很厉害。虽然谭嗣同自己以及他的亲人与湘军有这么深的渊源，但是他仍曾经说过：从秦始皇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哪支军队像湘军这样残暴贪婪。 

(11)、1958年，为了兴修水利，华表及石围板被全部移走；1983年9月，墓地复原并修整，拜台下方增修护坡，并修85级水泥砖石台阶。

(12)、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13)、南北半截胡同并非一条直线，这在北京并不罕见，却给找路的人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几座金融、电信大楼从中拔地而起，更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问了几位路边老人，我绕了几圈才知北半截胡同其实就在自己脚下，它已经消失。不过浏阳会馆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城市改造把原本位于胡同深处的会馆推至醒目之处，端坐于菜市口大街路边，只有地理标记还坚持着“胡同”的称呼。周围的一切日新月异，让这里略显破败。

(14)、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仓皇逃命，连自己的亲兄弟康广仁也不顾了。

(15)、同样是戊戌年，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给徐世昌写信，谈及在京城拜会各路大佬，种种建言如石沉海底，判定晚清气数将尽，回天乏术：“……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可参《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3月17日)，当时袁世凯曾拜谒他，“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请注意袁世凯的措辞，一是中国“必亡必分”，二是力图“保全数省”。不难发现，此时之袁世凯，根本未尝考虑保全整个中国，而只求保全数省，甚至做好了最坏准备。

(16)、他平常就喜用“杀身灭族”四字来与朋友互勉，可见他的从容赴死，决不是偶然的。

(17)、辛亥之前，这些行动主义者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以及此后搅动民国政局的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湘省本为多民族之地，却素有中华文化传承的强烈自觉，宋代之后北人南移，尤其如此。惟楚有材的文化自豪感令湖南为维护正统文明不遗余力，近代湘军对抗太平军、辛亥反抗异族统治，均可见这种激情。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老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之臣挽救清廷于既倒，让谭嗣同这样的后来者深感不安，甚至一度“耻恶湘军”。与主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曾国藩相比，谭嗣同开始的新一代湖南知识精英，赋予了自身更多反叛者角色。

(18)、(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19)、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

(20)、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

3、

(1)、(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2)、整本《谭嗣同书简》里面有且仅有谭嗣同忧国忧民的文字。作为一个处于壮年之中的男人，他没有关注过美食佳人，也没有徜徉在莺歌燕舞的经历，至少在他这一书简，以及我之前读过的他的其他文章中从未涉及过。差不多可以说，在这个仅仅活了33年的湖南汉子的精神世界里，几乎就全是如何救国家于危亡的苦苦思索。作为他“仁学”里所谈宇宙万物与道德理想合一的直接表露，救亡图存几乎构成了谭嗣同人生的全部内容。据戊戌事败之后被查抄的梁启超致康有为(1895年)信件内容，梁启超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可为“伯里玺之选”。“伯里玺”是英文“总统”(President)在清代的中文音译，此信也被清廷作为康d悖逆罪证之一。谭嗣同是否能胜任“伯里玺”且不谈，但他对国家命运的集中关注和思索，与真的“伯里玺”相比也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3)、(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4)、这次毛贼盗墓，就是从拜台下方增修的护坡开挖，挖出了一个70厘米宽、80厘米长，深90厘米的洞，沿洞而入。

(5)、1898年9月28日下午3点半，历史在这一时刻凝固了。

(6)、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二十九日信收到，诸事即照办。此请德安！谭复生手草五月初三日

(7)、如前所述，对比彼时日本的状况，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反观晚清中国的问题。日本的福泽谕吉因为游历过欧美，见识过率先走入现代社会的列强国家的制度构架和具体设计，所以他不但意识到传统儒家政府的内在致命缺陷，而且也认识到民众愚昧麻木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碍。由此福泽谕吉格外强调自下而上的普遍公民意识，他为此用“文明的精神”来概括他的想法：“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注)没有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的独立精神”作为整个社会的支撑，那么这个国家充其量只是在外表上看起来文明了，因为在其躯壳下面并没有具备“文明的精神”，缺少灵魂的外壳改革是不会走向现代化的轨道的。虽然日本后来也走上歧途，温和民族主义变异为狂热民族主义，最终沦为军国主义，从给亚洲各国带来启蒙思想的先进国家一变为侵略他国的恶魔，但福泽谕吉的思想设计的先进程度的确超越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8)、对于谭嗣同被杀，有一个小细节一直被人所忽视，就是他的父亲谭继洵为何不出手相救？

(9)、甲午一战而败，中国从此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四分五裂之局，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该怎么保全，而具体到国内的哪块土地该怎么保全，国家从大一统的幻象之中挣脱而出，化作每一位中国人眼前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山河。就此而言，爱国不再是伦理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算计。说白了，怎么爱国，已经沦为一种功利主义考量。这就像一个人，急需割肉来救命，他的头脑与眼睛，必定舍弃虚幻的全身，而聚焦于割掉身上哪块肉。

(10)、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11)、这封信还有一段危言。按照此前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以中国之贫困，这笔钱怎么来呢？谭嗣同主张卖地：“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不难想见，这番论调倘若公开，会迎来怎样的骂声，无论当时还是今世。

(12)、让我们先来看看主持变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组。

(13)、(2) 又如：朕皇考(我的已故父亲的名字)

(14)、他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

(15)、当时谭嗣同本可以躲过后来的亡命结局，但是他却大义凛然的说。如今的中国正需要鲜血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而他甘愿为此付出生命。就这样，谭嗣同与其他戊戌君子，一同被处死。

(16)、谭君就直截了当地拿出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今天可以援救我们的圣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说“如果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控告我，把我杀掉，你可以凭这‘功劳’得到富贵呀!”

(17)、读谭嗣同这些文字，言辞垦切，所思所想皆是为国之虑，这种难得的人才，国家应该重用才是。只可惜他忠诚的那个清廷，根本不会对此有任何感动或者触动。他为了维护清廷的江山社稷而殚精竭虑，但朝廷还以为他要争夺自己的权力，所以时刻警惕他的所作所为。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轻举妄动，最终让他惨烈地走向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不是“赵家人”，却思考那么多僭越之事，结局也就可想而知。生在一个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现代制度的国家，谭嗣同的伟岸，也就不由得包含着一种深深的近代中国的哀伤。晚清的知识分子，虽然朝廷从不爱他们，但他们却忠贞不渝的爱着这片土地。他们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将仍然长期深陷黑暗之中。可惜朝廷并不领情，因为在朝廷看来，爱国也是要讲究级别的，僭越的爱国精神就是对朝廷的威胁。但清政府里的颟顸君臣彼时尚未意识到，当他们把这些并不反对朝廷，而且倾向于在体制内改良的“谭嗣同们”一一处决之后，无形中完成了一场人为的“达尔文选择”：既然在体制内改良也要被处决，那么原本站在朝廷一边的改革者，索性被朝廷改造为推翻清政府的对立面，竭尽全力支持朝廷也免不了要被朝廷处死，那何必还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当这样的心态演变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时，晚清也就进入了倒计时。谭嗣同等人之死，几乎成了晚清汉族士人心态的一道分界线。(注)

(18)、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9)、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20)、然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甘肃做道员、做按察使、做布政使时，当时他的上司陕甘总督左宗棠，陕西布政使谭钟麟，这两位都跟湘军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左宗棠，他本身就是湘军的统帅。而那时在西北的湘军，几乎是在曾国藩的湘军裁撤之后势力最大的一支部队。当时谭嗣同同父异母的妹妹谭嗣嘉嫁给了刘锦棠的儿子刘国祉，刘锦棠是湘军后期的名将，也曾经担任甘肃和新疆的巡抚。谭继询到湖北担任湖北巡抚时，湖广总督是清流派张之洞，张之洞和他的关系非常不融洽，而总督和巡抚之间关系不融洽往往会出很大的矛盾，而负责在他们两人之间调停的是湖北布政使陈宝箴。陈宝箴是湘军，也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和湘军也有很深的渊源和关系。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他在当时就跟谭嗣同的关系非常好。以上这几个大方面就是从谭嗣同和谭氏家族延伸下去的渊源，甚至还有更多的事例。像我们知道的谭嗣同夫人李闰，她的父亲李寿蓉跟湘军的渊源也很深。他不仅跟湘军渊源很深，他当时在北京与王闿运等五人更是被称为肃顺门下的“肃门五子”。而肃顺又特别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谭嗣同与湘军的另外一个隐含的历史背景。 

4、

(1)、同时其又致力自然科学之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往来于疆、陇、秦、直、豫、鄂、湘、苏、赣等行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2)、赏析：十九世纪末叶，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空前高扬的时代。透过少年谭嗣同这首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山水绝句，我们仿佛听到一个迅速临近的新时代的脚步声。

(3)、谭嗣同的许多政治主张，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之前，就已经被康有为否定了。

(4)、谭嗣同参与领导了这次变法运动，但运动仅持续了一百余日就宣告失败了，故而这次运动又称“百日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如此迅速，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等人的早有密谋，一方面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

(5)、与那些顽固的保守派或者老谋深算的洋务派相比，这些人的资历和人生阅历，明显处于劣势。

(6)、在阅读《谭嗣同书简》时参看《谭嗣同集》(注)，会更加感受到谭嗣同的这种历史性的悲情。《谭嗣同集》竭力把谭嗣同短暂一生里的几乎全部文章都刊载入内，基本包括了谭嗣同的全部论著。与书信一样，谭嗣同的文集也全部是忧国忧民的内容，几乎没有表露出太多个人的情趣。从他的文章看，他就是个爱国爱到缺少情调的古板的人。

(7)、◎一世纪后重审大清国运，如何评判其盛衰兴亡？

(8)、(太守)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孔雀东南飞》：“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9)、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馆避难，谭君却整天不出门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没来，第二天他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带了他写的著作与诗文稿本几册、家信一包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无从谋求将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

(10)、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

(11)、之前讲谭嗣同的岳父李寿蓉，他在北京的老大就是肃顺，而肃顺是什么人呢？就是咸丰皇帝临死前，把幼小的同治皇帝托给了肃顺和另外七位大臣，叫顾命八大臣。清代的规矩是不让皇后、太后干政的，那么严格地说，当时的慈安、慈禧两位太后都没有资格去参与政事，应该由顾命大臣辅佐幼小的同治皇帝到十八岁，再归政于他。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而人们看到的是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华安、僧格林沁、胜保等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咸丰皇帝定下的这么一套策略。这个就是慈禧太后进入晚清时的状态，她进入中国近代史也就是通过这场政变。而她的人生和未来的结束，又粉碎于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里面的牺牲者就有谭嗣同。 

(12)、(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13)、他的夫人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生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夫妻二人情深意笃，相敬如宾。谭嗣同戊戌北上曾作留别内子诗：“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诗云：婆娑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君贤。”谭嗣同就义后，李闰取谭嗣同绝命诗句“忍死须臾待杜根”自号“臾生”，以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有《悼亡》七律流传至今：“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14)、说起谭嗣同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名维新派人士。

(15)、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

(16)、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楚辞·离骚》。

(17)、夫人如见：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记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举进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带来，兹特专人来取，请详细捡出来，并捐道员之实收，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即交送信人带下，万不致误。又，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镶金伽楠扳指(去年所买者)各一个，天球、地球、圆扇各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均请捡作一包，一同寄来为要。

(18)、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19)、(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20)、所以慈禧死于政变也生于政变，但是慈禧在第一次发动政变的时候，体现了伟大政治家的眼光。譬如说，湘军这些主要的将领跟肃顺有深度的关系，像胡林翼这些人都跟肃顺有很深关系的人当时肃顺被抄家之后，抄出了很多书信，有人就给慈禧太后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书信，把相关的人员都通通彻查捉拿起来，或者让他们退休。可是慈禧没有看那些信，而是当场把那些信给烧毁了，对以前支持服从肃顺的官员，不仅是继续施用，甚至更大力度地支持，这一举动就是大师级别的操作。晚清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那么惨的一个清政府居然还能维持。根据当时史实的考证，中央财政已经破产，国家的正规军全面崩溃，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落在太平军的手里。就这么一个政府，居然还能把当时英法联军侵华、圆明园被烧两次、咸丰皇帝被赶出北京这样一个局面，还能够维系下去，显然就是湘军的功劳。 

5、

(1)、他把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多年思索，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与批判，以及对改革中国的理考与探索，融合成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仁学》。

(2)、《谭嗣同书简》(注)在“序”中提到编者欧阳予倩一家闻听谭嗣同死讯传来时的场景：“……次年戊戌，八月的某一天的早晨，我正从床上揭开帐子，就看见我父亲抱着一封信；一面看，一面哭，起来之后又看见全家都惶惶切切私语，我悄悄地问母亲，才知道常常来我家的谭七伯被杀了。”作为“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血染菜市口，而此时编者欧阳予倩九岁。这件事情给童年时的欧阳予倩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欧阳予倩在此书序中记叙道：“一时新人物全数销声匿迹；算学馆无形停顿；匿名揭帖满街都是；我祖父的名字，被劣绅们从圣庙的首事名册上撕下，说是‘毁圣叛君，不许与祭。’外边的谣言很大，说是要围搜我们的家，于是举凡与谭氏有来往的人家都戒惧，就把谭先生的墨迹一齐毁了。他被捕之前，因恐株连，也会把身边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所以他的尺牍，和当时一班青年志士与他论学论政的信流传甚少。”

(3)、(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4)、这是北京最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穿行其中，传说中住过翁同龢的常熟会馆和住过康有为的东莞会馆均不见所踪，或许仍隐于大片民居深处。1831年，龚自珍把住了几年的上斜街50号宅院卖掉，搬入距此不远的烂缦胡同。几年之后他南下丹阳书院，病死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龚自珍预感的时代风暴随后而至，国家自此面目全非，只得以腐朽之躯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世界。24年之后，谭嗣同在这里出生，波澜不惊的烂缦胡同就这样目睹两代求变者的归去来兮。龚自珍用批判和狂狷无法改变的老大中国，谭嗣同想用变法和鲜血一搏。

(5)、还是戊戌年，为张之洞效力的钱恂在北京狂言：“中国决必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此言经郑孝胥而传入张之洞耳中，不由大惊失色：“此何等语，钱守乃妄发耶！”(《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这是典型的“殖民地论”，今人绝不陌生。相比谭嗣同，钱恂似乎更该扣上“卖国贼”“汉奸”的帽子。然而纵观其人生平，何尝不是血性男儿，其爱国之心、谋国之忠，未必弱于那些爱国者。作此愤激语，正痛感国事不可为。

(6)、这就是荣贼心计极端险恶、极端奸诈的地方，慰帅岂有不知道的!”谭于是说:“荣禄本来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干，称得上是绝世的奸雄，要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

(7)、兴办算学馆只是信中一端，欧阳中鹄如此命名，抓小放大，以免授人以柄，正可见他的老成。话说此信主题，则在横议国事，危言竦论，层出叠见。

(8)、浏阳的名称源自境内位于浏水之北，易学中的北属阳，而得名浏阳。

(9)、如果说鲁迅的人生趣味像一杯加了糖的苦咖啡，苦涩中又总带着绵长的老趣，那么谭嗣同的就更像一碗苦到极点的五黄汤，那种浓浓的痛苦连清水也化不开。谭嗣同几乎没有什么独属于个人的快乐，国遇乐事，他乐；国遭悲际，他悲。他的喜怒哀乐全然围绕着国家的命运而展开。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是范仲淹的口号，但这几乎就是谭嗣同短暂人生的真实写照。

(10)、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1)、谭嗣同，也是名门士子出身，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幼年母亲就去世了，被父亲的小妾苛待，因此从小谭嗣同就思虑很深，虽然说“情深不寿”，但谭嗣同的智慧却与日俱增。五岁读书，不久就能审四声，十五岁上作诗文，斐然可观，受到称道。不过谭嗣同不仅喜爱文学，更要效仿李白龚自珍，急公近义，任侠使气，喜好剑术，常作悲歌慷慨之态，爱者青眼有加，不识者以为古怪奇异。

(12)、墓地初建时，共160平方米，冢顶由小圆扁卵石铺盖，三面立石柱，青石板圆围。前有拜台，两侧护围，墓地前方有石马、石虎各一对，立华表一对，镌刻联语，云：

(13)、有人说，这哪里敢救，慈禧太后这就是要以谭嗣同之血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不错，慈禧太后确实是这样想的，任何人求情可能也不行。

(14)、试举一例：“窃谓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则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务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及责以艰钜，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于是惑风水而阻开矿，毁电线……此亡国之民也。”如果注意到谭嗣同写作此信的时间点，不得不叹服他的敏锐，早在五年前，他已经准确预测了义和团的杀伤力：当一个国家出现义和团，大抵是灭亡的前兆(义和团啸聚京城期间，袁昶曾感慨“红巾处处有之，真亡国之兆”，红巾者，义和团也，不过这属于见证者之言，不比谭嗣同见大风于青萍之末)。

(15)、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湘军不仅仅是湖南人的军队，湘军还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巨大的存在。从湘军崛起之后，导致未来中国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对湖南人来说，最直接的原因，有了湘军崛起，才有我们今天讲一讲湖湘文化，提倡一下湖南精神。因为在湘军之前，湖南在中国人历史上是不太受关注的边缘地区，人物、经济、教育都不怎么样。当然湘军有其思想资源、哲学演变这么一个过程，是另外一个更长期的形成。

(16)、对与自己产生政治分歧的谭嗣同，谩骂攻击，说他和林旭的相貌举止，根本不像开国功臣的样子。

(17)、他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而且一以贯之，他是变法阵营中最清醒、最坚决的一员。

(18)、欧阳中鹄读到这一段，批注道：“此论绝骇怪，闻者必加痛骂。”随后笔锋一转，举出先例：当年左宗棠经营新疆，“即有谓决不能守，宜趁彼时卖与俄罗斯者”，张百熙诗云“宰臣体拟弃昆邪”——昆邪是汉代匈奴诸部之此处代指西北边地——即咏此事。他还说，如今中国东北、西北的险要之地为俄罗斯、英国所占，门户洞开，无从扼守，“苟不卖此，固不待其卖，将如缅甸琉球故事，屏息不敢置问”，大意是，假如现在不卖，将来也许连卖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割去了事。听起来，似在响应谭嗣同之议。

(19)、(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20)、短短103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如白驹过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不久，成就一番大业的时机似乎到了。谭嗣同弃官归乡，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设立南学会，向学生们讲述自己所学到的爱国道理救亡图存的法门。从此开始，湖南一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施行新政的楷模省份。

(2)、虽然这样，天下事还得明知它难做，却尽力去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

(3)、嗣同路延伸于小城河边，那里是烟花之都绝佳观景之地。轰轰烈烈的爆炸声里礼花呼啸而起，飞向高空，刹那间两岸亮如白昼，这便是浏阳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除了两年一度的烟花节，平日常有外埠购买商试放于此。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每逢大事，漫天的灿烂仍吸引人们驻足仰望，特别如我这样的外来者。烟花之美，大概正是冲向黑暗刹那间炸裂的惊心动魄，围观者在此触碰浏阳的灵魂，也忽然读懂早逝的城市之子。

(4)、作者简介：谭伯牛，湖南长沙人，近代史学者，尤为关注太平天国战争与湘淮军史实。著有《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毕竟战功谁第一》，在蜻蜓FM、荔枝FM开设历史音频专栏。

(5)、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潜逃，只有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站了出来，他们也被称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很快被抓，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斩首示众。人们不知道被斩首的人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抱着多么深的关切，谭嗣同不怕死，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当时麻木不仁的百姓。

(6)、 “众木翳之，昏鸦欢嚣，弥见虚静。蓬蒿长或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归受高菊磵诗，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触其机捪，哽噎不复成诵。塾师骇责，究其所以，复不能自列。”他情感的幽微要眇与我心有戚戚焉……

(7)、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

(8)、五行水木相生者适用，子时出生之人，宜用此名作为雅居之冠，有陶冶情操之本意。如为为官之人，则可有仕途平稳，家族祥和。

(9)、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弹劾慰帅一事来说，胡是荣贼的心腹，荣贼指使他揭发慰帅，却由自己来查办，为慰帅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为宁夏道的一个知府，接着又提升为宁夏道员。

(10)、在当时一妻多妾的时代，尤其封疆大吏们，子女众多，那时的父子感情远远没有如今来的深刻。谭嗣同被抓捕后，谭继洵深知儿子必死无疑，也就没有为其求情，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职。

(11)、(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12)、这么密集的诏令不要说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也很难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13)、清同治四年(1865年)2月13日，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父亲谭继洵曾出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5岁读书，15岁学诗，20岁学文。谭嗣同早年得力于母教，钻研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文史百科，对中国国学有较深造诣。

(14)、我无意谈论他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以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先觉豪情。在此，我只想从他晦暗的身世以及幽微的情感中，找寻那有血有肉促我奋进令我怅惋的文人。

(15)、(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16)、他对变法充满的各种危险，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入京以前，他再三向妻子表白：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17)、其实谭嗣同之死的历史意义，还远不止这些，他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诠释：“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