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范文
(1)、体现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里的必要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文学价值决定于文学作品的质量，包括审美、思想、核心价值理念等，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
(2)、 除此之外，《诗经》所开创的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以及生动、丰富而富于音乐美和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我国诗歌艺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对于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叙事性作品，如叙事诗和小说的感受和体验，主要是深入到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具体历史环境中和主人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事变，处理人际关系，并承受主人公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命运所决定的一切，进而把握其独特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如果在把握人物同时，进而深入考察影响和决定他们具有如此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原因，也就是在人物与环境的统一中内外兼顾地去把握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那么，在人物形象站立起来的同时，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也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4)、聂茂：有评论说，你的小说《大清相国》，可以“用一个人物形象，来解释等、稳、忍、狠、隐这五字官经的。”在《大清相国》里，相国陈廷敬如履薄冰数十年，在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官场中，慢慢悟透官场秘诀。你用欣赏的视角审视陈廷敬，甚至把他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官场已经成为人性的坟墓，所以读者的感觉无非是揭黑幕、透秘诀，唯独人性在沦落。你怎么理解这种评论？
(5)、聂茂：我在阅读《国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充溢其中的形而上气息：人物在抉择的痛苦中挣扎。朱怀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主义的人物定格，他一方面伪造四毛的伤病，敲诈龙兴酒店；一方面自我反省、良心谴责，感慨“这世界找不到一个哭泣的地方”。存在主义本身难道就是一个错误？面对火车站民众糟糕的生存状况，他愤慨忧虑、痛心疾首，但在进入官场之后又斗志昂扬、无所不用，这既是人性的驳杂，又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本能性反应，不如此，他就不是朱怀镜，《国画》就失去了思想深度、人性锐度和哲学维度，从而失去了读者的黏度。当然我的这种解读可能不是你写作的出发点，也不会出现在你的写作笔记或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但是它的确存在。尽管《国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哲学意蕴，但你更多的时候不是使用全知叙述而是使用限知叙述，你把作者权限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不是盲目地成为人物活动的主宰。否则，朱怀镜就是王跃文，或者说由王跃文孕育出来的、带着王跃文基因的衍生物，但它不是，所以你很少在作品中加入议论。我感觉朱怀镜与其说是你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艺术的真实存在，在特定情境和背景下，你把它呈现了出来。你在创作《国画》的过程中，有一种前置的哲学观在支配吗？或者作品只是借助所谓“官场”这个平台来阐释你的哲学观？
(6)、就是去启迪和引导人们，知道应该去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并真正努力的去这样做！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引导和培养人类的审美意识、态度和努力去追求真善美的道德自觉！它绝不应该成为一种“宣恶”艺术！
(7)、你听说过“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还有“曲水流觞”这些成语吗？知道它们的出处吗？没错，这些成语就出自东晋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所做的《兰亭序》。
(8)、 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虽然不能说与我国文学理论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毫无关系，但主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要求”。
(9)、我从小喜欢传统文化，包括外国的优秀经典文化，对严肃文学情有独钟，后来有了网络小说以后，我也试着看过一些，但终究吸引不住我的眼球，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浮浅的，虚华的，不实在的，看了以后，收获也不大，好像觉得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所以终究没有好感，没有坚持下去。
(10)、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精神传统是一种代际相传的特定的权威形式，一经确立便成为一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范围着人们的思想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兴趣，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上古神话、《诗经》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所高扬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11)、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12)、聂茂：我们同时也看到，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那些谏臣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或者为民请命，甘愿死谏，或者因谏而死的事很多，这种人格有其真实性。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韧性的知识分子，一生为民，也是一种诗意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并非只有放浪形骸和诗酒风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相国》中也寓含了浓浓的诗意，可以这样理解吗？
(13)、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坚持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富于反思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要求不仅要善于反思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而且善于广泛吸纳和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精华，博采众善，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高度。
(14)、王跃文：这问题我应该问你啊，分析问题是你们的长项。我只是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为读者提供精神产品，至于说评奖单位给不给发奖，是作品达不到标准？还是主题契合度不够？原因很多，无需我置喙。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世界级文豪，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的伟大吗？韩少功、残雪等一大批湘籍作家也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贡献吗？一个作品的影响力跟获奖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的创作实绩跟获奖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毕竟，获奖是小概率事件，不获奖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命运。我敢说，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都不是奔着获奖去的。
(15)、社会意识形态之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也是语言艺术的一种。
(16)、欲了解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首先须对文学的性质有准确的认识。作为表征人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文学可以冲破现实的种种拘限，达到对精神世界的超越。当然，超越的途径可以有多种，但其中最根本也最具意义的是否定性的介入。唯此，文学才成为人的价值守护和精神的永恒寄托。
(17)、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衡量，陈廷敬这个人物形象可谓完美，人品胆识、为官之道俱佳，处处闪耀的独特魅力，甚至有些神化意味。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清醒的，原因在于，他能够基于历史动向做出准确判断，敢于对错误的阴暗的腐朽的东西说不，而且说得十分艺术，令人信服。陈廷敬的“完人”形象从一开篇就已经奠定。正如吴义勤所评论的：“才学上，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科场上可谓一帆风顺。从童子试、乡试、会试到殿试，他卓越的才华无不显露。人品上，他善良宽厚，乐于助人。主动搭载一起赶考的张汧，帮助家境贫寒的李瑾支付房费。胆识上，他有勇有谋，机智沉稳。他铤而走险，冒死参加会试，面对皇上的质问面无惧色，据理力争。谋略上，则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年轻气盛时盲目追随府学闹事，不谙世事被释放拒不悔罪，看破官场、自暴自弃、不思进取，到傅山造访未被劝降，反而劝说傅山归清，再到因庄亲王儿子被杀而累三年甘于沉默庶常馆，之后为幼帝讲王莽篡汉导致未被重用几十年，陈廷敬的稳重和隐忍是岁月磨炼出来的内功。
(18)、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想特征，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结合欧洲的两部文学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做了这样的论述：
(19)、王跃文：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创作《国画》的，我当时的工作同主人公朱怀镜的工作相似。我写作的时候成天沉浸在同《国画》相似的氛围里，不需要刻意虚构和想象。我自己当时耳闻目睹，以及不同情境下所思所感同朱怀镜也差不多。我诚实在尊重自己的内心去写作，完全没有想到过畅销之类，也不顾及读者的阅读体验，更没有想到出版之后会有那么多的故事。这部小说陷入某种尴尬之后，我在工作环境中也尴尬起来。有天，一位外单位的人碰到我，问：听说您最近写了本小说，影响很大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他这么说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他站着同我聊天，结果把《国画》里的精彩情节全讲了。原来，当时读《国画》是有些敏感的，这位先生本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首先就声明没有读这本书。但他喝了酒脑子不太清白，马上又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我对这部小说出版后的遭遇没有任何预感，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发生的故事让我对现实有更深的反思。明摆着的是非，在有些人那里变得没有是非，或者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20)、人们读网络小说，一般的目的是为了消遣、看热闹、打发时间。而人们阅读严肃文学，一般的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取思想，获取美感，为生活增添丰富多彩的思想之花。
2、伤痕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当“文学”在狭义化的理解中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当“文学已死”被许多人挂在嘴上时，“文学”往何处去，也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努力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
(2)、 诗体的创新和多样化反映着对于形式审美追求的深化，诗歌类型的增加说明诗歌反映生活范围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和走向完美，而这一切都是文学艺术深入发展的集中表现。
(3)、兰亭序是一篇书文并茂的传世佳作，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因其书法的名气太大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文学价值。
(4)、记得几年前我在孩子的书架上发现了厚厚的一本书，一看原来是网络小说《诛仙记》。我有点想不通：花这么多的资源，印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值吗？花这么多的钱，买一本网络小说，值吗？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完这本小说，值吗？不过这些问题也是我自问自答，最后的答案是：可能我的年龄大了。
(5)、 文学经典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开创性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例如，我国诗歌在作品的构成模式、艺术形式的根本特点、物象摄取意向以及作品的基本格调等重要艺术特质，一无例外都发端于先秦诗歌。
(6)、 由于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的不同，例如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审美特征，因而对于它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有所不同：
(7)、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
(8)、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
(9)、 一方面，“传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学研究自立于学术之林、自立于社会之中的根基。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能脱胎换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珍视。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讲学，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对每一处古希腊或古罗马遗址的珍爱，对每一尊历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的保护，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叹。中国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损毁而现在仍在继续损毁的文化遗产是难以计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对“传统”的珍视。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扩建，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眼下二环路沿线建筑的大规模拆建，人们已显得“心平气和”了。损毁了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不可能重新修复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毁了一本，天地间就将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观园、武汉黄鹤楼等所谓“古迹”，固然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斩断“传统”，必须永葆“传统”，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10)、所谓“迷途知返”，在不知到哪里去时，回首来时的路总能让人重新找到方向。在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与“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并立而行的。可以说，“文学”是体味“文”、理解“文”、学习“文”、创作“文”的学问；“文学”的素养，积累的是学识，濡染的是精神，培养的是志气，树立的是责任。在“文史哲”共同构筑的“人文”世界里，历史是脚下坚实的大地，哲学是抬头仰望的星空，而连接星空与大地的，则是处身于天地之间、作为“文”之本、“学”之源的人类的智慧与情思。文学让历史变得更有温度，让哲思变得更有感情，“能文则得天地”。
(11)、很多年前，王跃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官场中人，很多年后，王跃文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小说作家，而现在，他是一个合情合理、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官员或官员作家。不论现实如何残酷或者跌宕，王跃文始终没有低头，始终微笑从容，迎迓而上，激流勇进，坚持自我的精神体验，让灵魂与自然、社会和人的内心进行对话，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过往的经历有多匪夷所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故事与卡夫卡、加缪等人笔下的文学场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成全了王跃文作为优秀作家的沧海桑田。在他那里，小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远远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学定律一而再地得到验证。从真实出发，他以明察秋毫的敏锐眼光、热切并敢于直逼残酷生活的表达路径呈现了政治文明背后的社会痼疾，同时他用质朴而略带伤感的文字直击了中国官场生态的种种怪相，并借助官场这个平台，以古典的火焰点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他毫不掩饰其卓越的才华、丰盈的想象与高超的艺术，他将自己的才华、想象、智慧与对生命的感悟尽可能融入到作品中。他的笔触老到锋利，叙事浑厚润圆，坚守政治化的诗性叙事，直面荒诞而真实的官场，塑造了一大批形态各异、心事重重或悲或喜的官场中人，无论是横空出世的《国画》还是先抑后扬的《大清相国》，其着眼点都是官场幽暗中的火花与人性深处的痛感，他将明末清初以来的官场小说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彰显了正义的力量，承载了对历史的叩问、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怀，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反思，特别是那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勇气使他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他剥离了文学教科书上对官场小说认知的局限性和俯视态度，自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拷问者与质疑人，成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家。“官本位”作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之核、人性之阀，“官场”作为中国生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避无可避又无处不在的中心场域，他大可自欺欺人或像其他人一样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是他很清楚，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中国官场就是最好的切入口。但他不仅书写官场，他也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乡村苦难、温馨与记忆的作品，比如《桂爷》或像《边城》一样令人向往的《漫水》，唯美、动人而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既是关乎历史、又是介入生活的醒世寓言。他作品中一再张扬的道德价值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以及对宏伟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大大提升了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的能见度。他一如既往地对文学的专注，旺盛的精力伴随着高产的作品，以及一往无前的个性，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一类的文学大师，而这样的断言最终将由时间来作出公正地裁决。
(12)、王跃文：我赞同你用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概括朱怀镜，但这只说明他有多面，并不是划定了圆心和弧面的封闭曲线。我的写作是自由的、率真的，没有所谓的抽象理念和中心，学者怎么阐释，读者怎么理解，我就管不了。纵使这样，我也只是抓住了生活之树下的几片落叶，可能与人性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哲学的真实都相去甚远。在此过程中，如果我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暂时溢出了部分读者可以承受的边界，我认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抹平，将有更多人认同王跃文，也识其短见和肤浅，更加客观地评价我的局限性。
(13)、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14)、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15)、孔门四科之《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古代汉语之中的“文学”二字是文献与经典之义，进行文言翻译时不可与现代汉语混淆。
(16)、我对《国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判断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上述问题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朱怀镜和张天奇不是转型期中国官场的个案，而是官场伦理和内在人性的复合体，古今中外都有，只不过你选择把当下官场作为背景。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媚上欺下、明哲保身、落井下石的情况什么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是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外显。加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对鼠疫免疫的”。权力的收发一旦溢出了所能承受的边界，人身上的“鼠疫”就会迅速传染，并在传染者和被传染者的体内发酵，这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注意的，我想这正是《国画》的普世性价值所在。但我不满足的是，你对作品人物的态度较为暧昧，批判的意味不足、人性的发掘不够，导致作品的这种普世性价值大打折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17)、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
(18)、王跃文：现实太强大，个人很渺小。如此强大的现实面前，非杰出人格者都会被淹没在滚滚红尘中。有人说朱怀镜这个人物，到了《国画》续编《梅次故事》中走形变样了，事实上这是批评作家塑造的形象前后对不上号。我不同意这种观察。朱怀镜会变化，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身份的改变，等等，都会让朱怀镜的性格发生变化。哪怕在《国画》里面，朱怀镜在不同情境下，其言其行也是有变化的。现实中有潜规则，古时候有陋规，这都是自古至今操纵人的实际规则，这些规则比堂而皇之的规则更能支配人。中国自古就是正统文化同亚文化两张皮。吴思先生提出潜规则概念之前好多年，我曾在文章和媒体采访中提到官场亚文化的概念，即那种从未被正式阐释、无法堂而皇之，但却是生活中实际操纵官场人言行的现实逻辑和实用法则。这是中国文化的可悲可哀之处。如果法制得不到彻底彰显，官场亚文化将永远大行其道。
(19)、文学，用口语、文字等形式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中的世界、主观中的认识的方式方法。需要注意，文学不全都属于艺术。文字被赋予其他思想，具有艺术美，才称为文学艺术，当然也属于语言艺术。诗歌、散文等体裁，是文学的表现形式。文学存在不同的形式可称为体裁，表现内心的情感，再现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的社会中的生活。属于学科门类，包括中和外国语言文学。文学：人文学科的分类之与哲学、宗教并列于社会建筑的上层。
(20)、苏联解体，世界震惊，人们在回放这一历史镜头时，发现了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
3、先秦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2004年，新工人艺术团(当时叫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有一句宣传语是“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不能表达自己。而‘打工青年艺术团’却能通过文艺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这种“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就代表着工友之家的精神和追求。下面我想谈一下在文学小组从事教学的经历。
(2)、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并且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
(3)、我先拿黛玉所举的三个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维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罢。
(4)、在权斗的漩涡中，运筹帷幄和坚韧性情使陈廷敬终成大器，索额图、明珠、高士奇、徐乾学等高官互相告状，陈廷敬作为幕后推手，掌控整个局面，笑到最后的“聋”老汉用智慧和人品，终于如愿安享余年。所以说官场为他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舞台和机会，“五字诀”——等、忍、稳、狠、隐俨然成为其人生为官生存的哲学，亦是人生哲学。所以陈廷敬的人生是“五字诀”的生动阐释，这是不是一种人性的异化？
(5)、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再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做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文章的最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之后，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从而让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作文必须为后代负责的那种精神。所以兰亭序在当时庄子思想盛行情况下，提出生死不能等同的思想是极其大胆而进步的。概括来说，兰亭序的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6)、王跃文：性描写是塑造人物的需要，不是为了猎奇或制造可读性。朱怀镜对玉琴固然有真爱，但也有男人追求欲望的成分，更有他这种特定身份的男人借以证明自己价值的成分。玉琴对朱怀镜的感情是热烈而真挚的，她的这种情感因朱怀镜的不纯粹而带有更多悲剧色彩。我在小说里对诸多人物都抱有极大的同情，对朱怀镜和玉琴同样都是同情的，他们都是身陷在泥潭里的可怜人。
(7)、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
(8)、而我们学着创作作文、作诗，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就好比作画，如果尽临人家的画，是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9)、 普通读者之所以阅读文学经典是因为“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通过它可以加深认识生活，感受自然，关注社会，理解人性；同时可以怡养和健全性情，丰富内心世界，多方面和谐地发展人性，反省和形塑自己，从而使人获得高尚人格和理想的人生。关于阅读文学经典的非专业性目的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这里不再赘述。好在时下这方面的论著很多，我认为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又比较具体的，当属朱光潜先生的《文学与人生》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10)、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兰亭序记载了当时参加修禊事的每个人所作的诗篇，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有所感慨。实际是提醒后人要只争朝夕，莫要空发感叹！
(11)、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并且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因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已使中国的文化结构支离破碎，人伦关系受到毁坏，但中国式的现代秩序一直未能建立；社会行为失范造成的无序，已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而激进的道德谴责，也就可能被社会各种因素利用，造成违反批判者初衷的社会效应”。对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具有切身的体会：我们不但亲历了以彻底砸烂文化传统而“求变”“求新”的“十年动乱”，并且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传统，新文化的建设只有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这说明，在文化重建中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不是消极的延续传统，而是发展传统，具有创新的意义。
(12)、兰亭序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本文脉络清晰，顺理成章，逻辑性强，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这篇散文叙事写景和说明，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虚妄空谈，所表述的是确定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兰亭集序这种由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
(13)、然而，在“文”“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史已经反复展示过什么叫“生生不已”。当汉赋创作陷入“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困境时，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汉赋观，打开了汉赋多元化发展之路。当六朝“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写作让声色渲染变成“亡国之音”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洗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宋代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统自任”，都是树立在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14)、把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刻意片面定位为是所谓“批判”和“揭露”，这本身就是一种故意的扭曲和别有用心！宣扬这样的观点，其真正动机和目的就最值得怀疑！
(15)、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三字中一“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尚未睡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从夜半直听到天亮。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什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
(16)、 第二个方面，文学经典的价值还在于它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开创性精神。
(17)、聂茂：《大清相国》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但仍然聚焦官场，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官场。你说“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中国官场上一些最基本的规律性东西是千古一律，所以我在写古代的时候，联系到当下觉得其实差不多。”所以《大清相国》在维持历史感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当代意识。这个似乎很难，有些作家的历史小说成了文献的堆积；而有的历史小说则变成了荒唐的穿越剧。你是怎样平衡历史感和当代性的？
(18)、聂茂：你现在事务性工作很多，但你依然没有放下创作，而且不断地挑战自己。比方，你一反官场小说的读者期待，写下了“边城”式的《漫水》，斩获了鲁迅文学奖；同时又聚焦中年人情感危机，推出了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并再次轰动文坛，似乎要冲向一个文学的高峰。但老实讲，如果我说《爱历元年》是一部有些失真的轻率之作，你一定不会高兴，无论你多么大度。但从文本上，我的确发现不少问题。总的感觉，《爱历元年》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写得扎实，机敏，细腻。后半部分相对粗糙，有大面积的性事描写，几乎每隔几页就会来一次性事活动，不少性事活动并不是故事前进的推动力量，甚至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国画》和《苍黄》中，性事的描写也十分突出。前面说过，我并不反对性事描写，如果这种描写确能揭示人性或有助于故事的推进的话。但我反对为性事而性事的描写，哪怕这种描写在艺术表现上有多么高超、委婉与唯美。具体到《爱历元年》上来，感觉这部小说的性事描写太多，有泛滥之势，以至有评论家尖锐指出，这样大面积的性事描写难道你不担心让文本滑向“三俗”的危险吗？
(19)、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经典既无关根本的经国大略，也无关日常的生活琐事；既不能满足任何实际需要，也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似乎是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是用以点缀升平和附庸风雅的摆设。对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回答：庄子曾用“拙于用大”来评价惠子对于“大瓠”的态度和认识。现在看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经典无用论”的最为恰当的写照。
(20)、海上博雅讲坛(shanghaitushu)
4、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题目
(1)、除此之外，社会上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创作界一派繁华景象，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大量的网络作家也时时爆红；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文学已死”的叹息。为什么会如此悖反？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非常关注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家的责任。当下时节，当“文史哲”之“文”在“强基计划”中被规定性地指向“古文字学”时，我们更加需要重新思考“文”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2)、聂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是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与之对应的是，读者经常把作品中艺术真实和作家本人联系起来，拿作品和生活对照，进行角色替代，把自己嵌进了作品里，想象成作品中的人物，所谓“知人论世”依然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国画》寓含了你对中国公务员群体的理解，也有你在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性想象。在我看来，这些想象是你对写作材料的虚构、推理、演绎和升华。也许因为这种原因，读者认为《国画》是对官场生态的艺术重现。也正因为此，我认为你的推理、演绎和升华不是艺术技巧在写作实践中的展示，而是一种创作本能。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喜欢“塑造”这个词，有的作家认为自己在塑造人物，而有的作家则认为他只是在做忠实的记录，就好比你一开始设计了朱怀镜的命运和遭际，但是随着创作的深入，你发现你根本就无法左右他的行为和思维，小说人物自己站了起来，脱离了你的控制，每个人物都滋有味地活在《国画》的世界里，或长袖善舞，或长歌当哭，而作为作家，你在前期设计中给他们的规定动作多一些，还是在写作的高峰体验中即兴创造多一些？甚至你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前期设计，而是边走边唱、边写边像？
